晚清国粹派首先用训诂学的方式将经还原为最初作为具体事物的语义。

《坤卦?大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来源于古天文学。

对易象的观察、分析必须考虑天文、地理、人文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34] 王丰先：《点校前言》，李鼎祚：《周易集解》，王丰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7页。但《周易》难读，向来被人们视为天书绝学。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研究天文现象，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他们是将天文、地理、人文视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来加以辩证思考与表达的。又博览马郑荀宋与诸儒之易，故能集象数之大成。

[1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26页。《上系》云：圣人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是也。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48】。

【58】元代江西儒学副提举、翰林学士吴澂认为，人命关天，司法官陷人命以至于死，天岂容之哉？如果上天对司法官虐杀人命的行为不加严惩，酷吏们将无所敬畏，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那样天下就不会有仁政善政了。77 [明]朱棣《为善阴鸷》卷三。其行为模式为行善或作恶，对应的法律后果是奖赏福佑或刑罚恶报。【33】武乙骄横无道，羞辱上天，结果被迅雷劈死。

因为报应本身就是正义。18 《易经·系辞下传》。

65 胡平仁：《法律接受初探》，载《行政与法》2001年第2期。惟天降灾祥，在德【52】。25 《左传·昭公十一年》。吴娟：《论〈冤魂志〉与儒释之关系》，载《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8年第1期。

升任侍御史一职后，奉使岭外，按交州刺史李道彦等申叩冤系三千余人，累转黄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宋]李昉、扈蒙、李穆等《太平广记》卷一二一《报应二〇》（冤报）。史料记载，唐赵公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囚等感恩，至时毕集县狱，唐临从此出名。

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孔子信天命，认为殉葬是一种罪恶的制度，即使不用真人，用人俑陪葬也是作恶，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50 《孟子·公孙丑上》。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汉代于定国之父于公，曾任县狱掾、郡决曹，尝云：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67《诗经·大雅·烝民》。参见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1、207、213、88、181页。7 参见侯欣一：《中国传统报应观念与法律秩序》，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9日。37 [清]丁耀亢：《天史》校释，宫庆山、孟庆泰校释，齐鲁书社2009年版，序言。

【81】商鞅在秦国变法，连相坐之法，造参夷（夷三族）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烹）之刑【82】。35 [清]丁耀亢：《天史》校释，宫庆山、孟庆泰校释，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258页。

22 参见《后汉书·董卓传》。不独身安多享富，子孙科第并联芳。

善人的不幸是上天祝福的途径，恶人的顺利却是上天加速其遭殃的手段，这就是天假善恶说。49 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0页。

参见王增福：《先验、经验与超验：康德道德哲学的三重维度》，载《学术论坛》2010年第1期，第1-5页。苏轼根据所见所闻，认为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这是确定无疑的。宋代人也有类似观点：元气广大，则称昊天。也就是耳熟能详的那句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商鞅尝到了自己所立苛法的苦果。后来阳虎在和鲁国三桓的斗争中遭遇失败的厄运，被迫逃往他国。

意思是，迷失之凶，是由于违反了做君主的规则。明代曾经任工部尚书、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及吏科都给事中等职务的钟羽正，认为天法是帝王必须遵守的法律，并将看不见的天法与人间看得见的王法进行了对比：然而王法昭，天法密。

91 胡柄章：《善恶报应与社会正义：土家族伦理思想系列研究之一》，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明末清初儒生通过阅读二十一史，总结出十类招致天法恶报的行为：大逆淫残阴谋负心贪奢骄党左道等。

之问得其实，阴使人上变，以乞赎罪。注释 1参见陈筱芳：《中国传统报应观的源头：春秋善恶报应观》，载《求索》2004年第4期。上帝不蠲而绝厥世，古今一律也。隋唐时期，依据《周礼》，国家礼典中至上神的名字被正式确定为昊天上帝。

汉宣帝五凤元年，严延年任河东太守，其阴鸷酷烈，冬月论属县囚，流血数里，河南人称其为屠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与灾异谴告说，是上天对地上政权拥有审判权的理论化表达，后世的儒家士大夫对此也深信不疑。

善恶报应，既惩恶又扬善，对人的行为具有指引作用。无论人的势力大小，君子都不怠慢他们，就是泰而不骄。

39 《周易·系辞下传》。明代著名儒士袁了凡总结历史中善恶福祸之规律，著家书《了凡四训》，强调行善则积福，作恶则招祸的客观规律，鼓励子孙后代向善立身，慎行立德，远避祸殃。